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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报记者注意到，上市之初，至纯科技总股本为2.08亿股，流通股仅有0.52亿股。截至目前，虽然总股本增大至2.10亿股，但流通股仍只有0.92亿股。一年收购三家公司业绩对赌存变数上市之后，至纯科技借助并购大肆扩张，但承诺的业绩能否实现存在较大变数。

沃尔克是热爱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出任于北京成立的国际金融论坛（IFF）荣誉主席前，上世纪他就来中国并对中国赞赏有加。他在中国金融界、学界、政界都有很多好朋友，他在自己70年的对外交往中，称赞有加的三位国家领导人中，就有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通胀治理、央行改革、国企债务危机成功处理，从沃尔克获得不少经验和智慧，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多次与沃尔克进行沟通并共享智慧。

据德新社12日报道，马克龙和默克尔11日都在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100周年庆祝大会，但双方并没有安排会面。在采访中，马克龙被问及是否支持默克尔参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时说：“如果她愿意，我会支持她。”他表示，欧洲需要一位“个性强势、讲信誉、对领导事务驾轻就熟的人。”他还暗示默克尔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人”。

轨道交通项目的运营具有时空局限性，盈利空间有限。地铁每天的营运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像其他行业那样，加班加点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增加收入。对此越秀将面对诸多挑战，在拿下两宗项目购买权后，资金能否如期到位？轨交+物业”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越秀地产如何运用这一重要模式？又如何规避轨道资源整合、业务分配中存在的风险？《商学院》记者就此类问题，向越秀地产方面发去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日期，未收到回复。

中兴事件之后，民间掀起了一波讨论和反思，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如此大的经济成就，却为何一个小小的芯片做不好？曾经在美国高通总部工作了八年，如今又回国创业的电子工程学博士、大普微电子CEO杨亚飞告诉记者，其实中国以前也能自主生产芯片，但做出来的产品用于军工，达不到民用的标准，即价格下不来、规格不够小不够精密。“原因在于没法规模化生产，只能在实验室里完成，一旦要联系工厂生产时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技术和人才问题制约了量产。”

各地获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金额的多少因素比较复杂，财政部针对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测算公式。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大致上跟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财政实力、人口多少、区域面积、地方努力程度有关。总体来看，欠发达、财力较弱的中西部省份能获得更多的中央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目的是促进各地享受全国平均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各省份人口数量差异较大，转移支付总量并不能很清晰地反映地方拿到资金多少。因此，人均获得转移支付的水平更能体现补贴的力度和效果。